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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岁即位的同治帝载淳，在位十三年，实际上掌权的是他的生母慈禧太后。他在开始“亲政”的时候，突然死去。这为慈禧太后提供了继续掌权的机会。

载淳没有儿子。慈禧太后排除了皇族中的其他主张，选择了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为继位的皇帝，这就是以光绪为年号的皇帝，他这时只有四岁。奕譞是道光帝的第七子，也就是咸丰帝的弟弟，载湉的生母又是慈禧的妹妹。按辈份说，载湉不是同治帝的继承者，而是咸丰帝的继承者。慈禧太后之所以要这样安排，是为了继续保持在同治帝时的东、西两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如果新皇帝是继承同治帝的孩子，她们成了“太皇太后”，那就失去了摄政的权利。到了光绪七年(1881年)，慈安太后暴病死去，就更加确立了这个十分擅长在宫廷中行使阴谋诡计的慈禧太后独掌国权的局面。

慈禧太后统治时期共达四十七年，即同治帝的十三年(1862一1874年)和光绪帝的三十四年(1875-1908年)，其中包括从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到中日甲午之战之间的三十年(1864一1894年)。慈禧太后是顽固地保持封建统治秩序的势力的代表，她尽可能坚决地拒绝任何危害这种统治秩序的新的事物。但她也善于适应日益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统治的外国帝国主义的需要而改变自己的某些统治形式和政策。她支持一切出卖中国权利的投降主义的主张和行动，只要有利于镇压反抗封建统治的人民力量。她的统治时期是中国社会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开始形成大地主阶级、大买办阶级的统治政权的时期。

慈禧太后的统治时期以联合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来镇压造反的农民大众而开始。“办洋务”的热潮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兴起来了。

当时所谓“洋务”指的是牵连到对外关系的一切事情，以至一切与外洋来的事物有关的事情。因此，外事交涉，订条约等固然是办洋务，派遣留学生，学习外洋来的科学，购买洋枪洋炮，使用机器，开矿办厂，雇用外国军官，按照“洋法”操练军队等，也无不属于办洋务的范围。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它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六十年代主持和提倡办洋务的，在朝廷里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奕?和文祥等人，在地方上是握有实权的大官僚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在这些人中间，李鸿章经办洋务最多，时间也最长，因此他成为办洋务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这些从事洋务活动的封建官僚，可以称为洋务派。

在近代历史上，最早注意洋务的，应该算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的林则徐。那时，不叫洋务，叫“夷务”。林则徐主张学洋人制炮造船，就这点说，洋务派是林则徐的继承者。但是洋务派屈服于外国侵略者的压力，这是同坚决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林则徐不同的。林则徐的朋友魏源所说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就是林则徐的主张。但这是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所做不到的事，因此林则徐只能受到排斥。洋务派的官僚承认西洋“船坚炮利”，必须向洋人学习，并且认为，为了维护国内的封建统治秩序，只能容忍外国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以便依靠洋人的帮助来镇压人民的革命斗争。虽然在封建官僚集团中也有人怀疑和反对这种主张，但是洋务派的命运同林则徐迥然不同，他们成为当权派中有势力的一个集团。洋务派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一个支柱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在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的奏文说:“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按他们的看法，同太平天国、捻军相比，外国侵略势力不过是“肘腋之忧”和“肢体之患”。所谓“治俄”、“治英”，是欺人之谈；其实是要联俄、联英。创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样的机构，也就是在奕?等人的这个奏文中提出的。随即成立起来了的这个机构，其地位相当于军机处，成为凌驾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以上的专办洋务的内阁。奕?等的奏文把它说成好像是个临时性的机构:“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其实它并没有“即行裁撤”，而是继续存在了四十年。但是由此可见，总理衙门这个总管洋务的机构开始设立时就是为了“军务”，也就是联合外国力量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及其它农民起义力量。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通商口岸增加，又设立南洋、北洋通商大臣。营口、天津、烟台三个口岸归北洋大臣管理。山东以南各口岸，包括长江上的几个口岸归南洋大臣管理。南洋、北洋大臣不仅办理通商事务，也要就地办理其它各项对外事务；光绪初年起，还负责督办南洋和北洋海防事宜。南洋大臣一直由两江总督兼任。曾国藩曾任两江总督，他在同治十一年死后，洋务官僚沈葆桢、曾国荃和刘坤一等先后担任两江总督，曾、刘是湘系的重要人物。李鸿章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上海和天津成为湘系和淮系势力倡办洋务，并同外国侵略者联系的基地。

洋务派官僚，在外交上一贯实行的是迁就、妥协、投降的方针，但同时，他们又打着“自强”的旗号，说他们向外国购买枪、炮、兵船，并且自己设立军火工厂和其它工厂都是为了“自强”。李鸿章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就说：他的主张是“及早自强，变易兵制，讲求军实”，其具体办法是:“废弃弓箭，专精火器”，“仿立外国船厂，购求西人机器。”总理衙门自成立后，也一直主张聘用外国人教练军队以及“习机器、制轮船”等等。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总署奏文说：自从咸丰十年英法联军之役后，“人人有自强之心,亦人人为自强之言，而迄今仍并无自强之实，从前情事几于日久相忘”，他们在这时提出了六条“紧急机宜”，认为认真照这六条做去，就能“自强有实，而外侮潜消”。这六条紧急机宜的主要内容仍不外是建立海军，设厂造船，购置最新式武器等等。

封建官僚的洋务运动虽然自我标榜为“自强新政”，但始终不能表现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自强的事实。在同治年间，由于内部的人民起义一个个被镇压下去，封建统治者自夸为“同治中兴”。但是即使封建统治者自己也不能不看到，这种“中兴”不过是充满了危机的虚假现象。

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年)这样描写当时的时局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无事则同居异心，猜嫌既属难免；有警则我虞尔诈，措置更不易周。值此时局，似觉防无可防矣。”又说：“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在这段话里，他把面对着外国侵略势力的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地位说得如此地软弱无能，他把外国侵略者的力量吹嘘得如此地不可抵御。他的这种害怕外国侵略者的心理可以代表在慈禧太后统治时期的整个官僚集团中的主导思想。所谓“中兴”，所谓“自强”，都不过是自欺欺人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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